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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硕:古代“中国”涵义种种

时间:2019-12-08   所属栏目:文化资讯   点击:45次

何尊铭文拓片中有“宅兹我国”四字。铭文记载了周成王承继周武王的遗志,迁都被称为“成周”的洛邑,也便是今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,即“宅兹我国”。

 

 

现代意义上的“我国”一词寓意相对简略,一般不作他用,首要是指“国家”,专指我国之悉数边境,具有地域、文明、政治、民族上的特定寓意。古代的“我国”一词,其寓意则较为杂乱,且前后开展演化特性非常显着。

 

地域意义上的我国

 

地域意义上的我国,是指中心区域,即“全国之中”,与“中土”“华夏”“中州”“中夏”寓意附近。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,以为是居全国之中,故称“我国”。开端首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,后来跟着华夏族群、汉族群活动规模的扩展,黄河流域甚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“我国”。西周文献有清晰的地域意义上的“我国”观念。如《尚书·梓材》:“皇天既付我国民,越厥国土于先王,肆王惟德用,和怿先后迷民,用怿先王授命。”这儿是说,上天已然现已把“我国”的臣民和边境赐予周先王,当今的周王只要实施德政,教训殷顽民,使其心服口服,以此完结先王所接受的大命。这儿的“我国”特指必定的区域,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区域。汉代今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“我国”,其规模有所扩展。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:“秦遂以兵灭六国,并我国。”此“六国”当包含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等诸国区域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:“孟达所以连吴固蜀,潜图我国。”此“我国”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地图。

 

国都意义上的我国

 

国都意义上的我国,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,专指国都、都邑、京师。如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:“惠此我国,以绥四方……惠此京师,以绥四国。”《毛传》:“我国,京师也。”这儿的“我国”与“京师”寓意相同,特指周王朝的国都。东周文献常见以“我国”代表国都的记载。如《孟子·万章上》:“夫然后之我国,践皇帝位焉,而居尧之宫,逼尧之子,是篡也,非天与也。”孙爽《疏》:“所谓我国,刘熙云:‘帝王所都为中,故曰我国。’”这儿是说舜到帝尧之都——“我国”承继“皇帝”之位。又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:“我欲我国而授孟子室,养弟子以万钟。”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独自建一个馆所,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。再如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越国在剖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:“吴之边鄙远者,罢而未至,吴王将耻不战,必不须至之会也,而以我国之师与我战。”韦昭注:“我国,国都。”这儿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军力与越国作战。

 

族群文明意义上的我国

 

族群文明意义上的我国,即全国文明的中心。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,政治优胜,经济、文明兴旺,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,是四方效法的典范,故称其所在地为“我国”,以对应周边区域的“四夷”。如《战国策·赵策二》:“我国者,聪明睿知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善良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”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:“德以柔我国,刑以威四夷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:“欲辟土地,朝秦、楚,莅我国,而抚四夷也。”这儿的“我国”首要是指东周时期华夏各诸侯国,部分等同于“华夏”“华夏”之寓意。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在记载华夏诸侯与秦国、吴国往来时,也往往用“我国”一词,如《秦本纪》: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我国诸侯之会盟。”《吴太伯世家》:“自太伯作吴,五世而武王克殷,封其后为二:其一虞,在我国;其一吴,在夷蛮。”汉代今后“我国”一词也泛指华夏各族群居地。

 

国家意义上的我国

 

国家意义上的我国,专指我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树立的单一的国家。如《汉书·陆贾传》:“皇帝……继五帝三王之业,统全国,理我国。我国之人以亿计,当地万里,居全国之膏腴……”这儿的“我国”指的是汉帝国,表明汉王朝有用控制的整个区域,自称“我国”。明清时期,在对外往来中,也常常自称“我国”。如《明史·外国七》:“意大利亚,居大西洋中,自古不通我国。”需求指出的是,我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“我国”为正式国名。仅仅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,“我国”才正式成为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,当今“我国”又成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的简称。

 

考古学文明意义上的我国

 

考古学文明意义上的我国,即一起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明联络亲近,构成的“文明圈”或“相互效果圈”被确定是“开端的我国”或“前期我国”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相当多的学者知道到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开展的中心区域,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中心效果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全体。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以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端,有土著来源和自己特征的几个区域文明,因为互相影响和磕碰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“相互效果圈”,这个效果圈构成了历史时期我国的地舆中心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,严文明先生提出我国文明来源的“重瓣花朵”形式,以为史前文明是以华夏区域为中心、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式。近些年来,部分学者开端尝试以考古学资料直接确定“开端的我国”。如韩建业先生以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“前期我国文明圈”,前期我国萌发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,正式构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。在庙底沟年代,华夏区域的仰韶文明迅速开展,文明的扩展天然构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,标志着文明意义上前期我国的正式构成。此外,李新伟先生以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,“也便是仰韶文明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、大汶口文明前期晚段、红山文明中晚期、崧泽文明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”,各种史前文明交相辉映,树立起远距离的“社会上层交流网”,逐步构成一个“相互效果圈”,“开端的我国”喷薄而出。

 

五种寓意基础上的“最早的我国”

 

古代有关“我国”一词的寓意较为杂乱,且具有开展演化特性,首要有地域、国都、国家、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寓意,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明视点确定某一文明圈具有“我国”的特点。学界有关何为“最早的我国”之争议,是树立在这五种“我国”寓意基础上的、不同学者的不同知道或解读。讨论何为“最早的我国”的规范,须满意三项根本条件,即地舆规模上局限于黄河流域,社会形态须进入前期国家阶段今后,文明开展占优势位置。契合这三项根本条件下的不同寓意上“最早的我国”,时刻上大约为龙山时期到汉代之间,空间上首要坐落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广义华夏区域。现在清晰记载、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“最早的我国”首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区域,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区域;国都意义上“最早的我国”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国都;族群文明意义上“最早的我国”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;而国家意义上“最早的我国”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今后。从考古学文明意义上讨论何为“最早的我国”,指向龙山时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,其应为现在所知“最早的我国”。在认同存在夏王朝、二里头文明为夏文明的前提下,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明无疑算作是“最早的王国”,也应是其时的“我国”,但不归于“最早的我国”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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